为什么宋朝的读书人都爱找艺妓？

在宋朝的某个日子，东坡公处理完朝政事务后，悠然地摸着肚子散步。他回头笑着问身边的侍儿们：“你们说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一个侍儿立刻回答：“都是文章。”东坡摇了摇头。另一个侍儿说：“是满腹的见识。”坡公仍然不以为意。直到朝云开口：“学士这一肚皮都是不合时宜。”坡公闻言捧腹大笑，赞赏地说：“只有朝云懂我。”

苏轼的侍妾王朝云其实是苏轼买来的家妓。在宋朝，这样的士人与艺妓之间的故事并不少见。年轻有为的士人和美丽多才的艺妓在宴席上诗词唱和，彼此欣赏，成为一时佳话。人们不禁好奇，宋朝的艺妓与士人之间为何会有如此和谐的关系，后世为何不再见这样的情景？

艺妓，严格来说，是一群具有一定才智教养的女艺人。她们是表演艺人，而非从事易的人。在宋朝的各类宴会中，我们常常能看到艺妓表演的身影。她们主要分为官妓、家妓和独立的妓，都归入贱籍。其中，官妓和家妓尤为普遍。

官妓是官府注册过的，有时被称为“弟子”，暗示她们是有专长的人，并非奴隶。她们必须无条件听从官府的差遣，在官宴上献艺、陪酒、应酬。家妓则是家中畜养的私有，经常被称为“姬侍”、“侍姬”等。她们不仅要侍奉主人，还要担负起为主人歌舞助兴的职责。

家妓不同于妻子，妻子不宜在社交场合展现女性魅力，而家妓却是士人可以在社交场合炫耀、供人消遣的私有物。她们既美丽又有才华，象征着一定的财力和品味，代表着功成名就的士人所处的阶级。

据说，在宋朝，为了追求美丽的侍儿，人们不惜花费重金。有的士大夫甚至不顾世俗眼光，为了一名美丽的侍儿，不惜花费巨资购买。这种情况下，才子佳人式的士、妓故事层出不穷。

宋朝的艺妓文化与后世不同。在宋真宗年间，由于一次祈雨仪式上的翻船事故，官府颁布法令，限制了在未经官方许可的时间、场合举行妓乐宴会。此后，官府对官员与艺妓的交往限制日益严格。程朱理学兴盛之后，部分士人开始将艺妓视作奢靡的象征与道德的试金石。艺妓的形象被抬高到了阻碍公共道德的高度。官员与艺妓的来往成为了被人攻击指摘的事情。

某些道德高尚的士人则致力于改善的处境，甚至努力使她们的贱籍身份得以改变。比如温州太守杨简，他设法将设在官府开办的酒馆里招徕客户，并取消了温州的注册簿，使之回归良人身份。士人的高尚道德体现在对险些为妓的女子的拯救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章开头苏轼与王朝云之间的融洽关系也就不难理解了。才貌双全的艺妓在宋代象征着士人阶层的奢华优雅身份，因此在整个宋朝备受推崇。这样的故事在当时屡见不鲜，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佳话。自南宋以来，士人的观念逐渐发生了转变，他们开始将艺妓这一曾被视为“贱民”、玩物的身份与道德水平相挂钩。这一观念的变化，使得艺妓与士人的品味和财力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再那么紧密，反而被提升到社会道德的对立面。

艺妓这一特殊身份，因其多元的角色定位，历来都饱受多元解读。在不同的时代，士人们对艺妓的看法和理解也各不相同。在宋朝时期，艺妓被视为一种职业，她们以艺术才能为生，与士人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明清时期，形象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南宋之后，士人们开始将艺妓与道德低下相提并论，这无疑是对她们的一种误解和偏见。这种观念的转变，使得艺妓的地位越发尴尬，她们不仅与士人的品味和财力关系渐行渐远，更被社会公众视为道德上的阻碍。

正是这种误解和偏见，为艺妓这一身份赋予了更多的解读空间。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士人们根据自己的观念和理解，对艺妓身份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和定位。从宋朝的艺妓到明清时期的形象，这一转变不仅仅是名称上的变化，更是社会观念和文化认知的转变。

这种转变不仅仅体现在士人们的言谈之中，更深深地影响了社会对艺妓的看法和评价。在探讨艺妓这一身份时，我们不仅要看到她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更要深入理解士人们的观念和文化认知，这样才能更全面地揭示艺妓这一身份的多元性和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