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汉中成就了刘邦却何以没成就诸葛亮

秦灭之后，刘邦被项羽送入巴蜀之地，那是一个偏远而闭塞的所在。刘邦却以这片世人眼中的荒凉之地为跳板，迅速崛起，由囚徒化为猛虎。他先是出关中原，继而进军中原，仅用了五年时间，便打败了看似强大的项羽，建立了统一的大汉王朝。

在三国时期，西蜀的地盘与刘邦当时的领地位置相似，其面积甚至超过了刘邦的起点。尽管刘备、诸葛亮、姜维等英才辈出，却未能完成统一大业。这其中究竟有何缘由呢？让我们一竟。

刘邦的团队与刘备的团队有着本质的不同。刘邦带领的大多是中原子弟和先进入关中的本地人士，他们长时间离家，对项羽怀有深深的恨意，渴望早日回归故乡。这种强烈的归属感使得刘邦的大军在韩信的指挥下如猛虎下山，一心要消灭项羽。而刘备的团队则主要由荆州人士和巴蜀本地人组成，他们在失去荆州后，回家的路变得困难重重。另一方面，诸葛亮制定的北伐路线曲折艰难，使得团队的士气与当年的刘邦团队相比黯然失色。

刘邦的政治号召力远超过刘备。秦亡之后，一统天下的政治遗产得到了人民的认同，而项羽的政治目标却与人民的期望背道而驰。刘邦的政治主张契合了时势人心，因此其号召力日益增强。刘备的“灭曹兴汉”口号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背景下，虽然一度得人心，但随着政治格局的变化，其号召力逐渐减弱。

人文环境的差异也是一大原因。秦末时期，经济文化格局仍然保持着多元化、多中心的态势。随着反秦义军的兴起，政治影响力逐渐下降，经济文化重心也随之漂移。而刘备集团偏处一隅，难以凝聚全国的人心。

人才的发展不对称也是一大难题。刘备集团的人才在创业时期形成高潮后，新一辈的杰出者廖廖无几。而曹魏势力由于人才资源丰富，人才梯次衔接紧密，自然在斗争中具有优势。

西蜀和曹魏的政治纲领优势并没有明显的区别。诸葛亮和曹操都实行平民政治和虚君实相的策略，面对士族势力的挑战。但西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曹魏的差距，使得其成功难度日益增大。

刘邦与刘备虽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但在团队成分、政治号召力、人文环境、人才发展以及政治纲领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导致了刘邦能够迅速崛起并成功建立大汉王朝，而刘备却未能完成统一大业。士族势力尽管屡遭董卓等军阀的摧残打击，如风中残烛，然而其生命力却异常顽强。其支系复杂，如大树盘根错节，深深扎根于社会各个角落。大部分士族人物与历史文化紧密相连，他们的存在也是社会需求的体现，因此始终未能彻底断绝。

司马懿作为曹魏阵营的一员，是士族势力的典型代表。在曹操的时代，士族势力受到打压和限制，对政治走向的影响力有限。到了曹操晚年，司马懿开始崭露头角。曹操敏锐地察觉到司马懿的潜力及其背后的士族背景，意识到他日后可能会成为后辈的威胁，因此对他保持高度警惕。曹操的告诫“司马懿不可重用”，凸显了他对司马懿及其背后士族势力的深深担忧。

司马懿不仅在军事上对抗诸葛亮，而且在曹魏阵营内部进行残酷的权力洗牌。他扩大影响，甚至在诸葛亮之后的西蜀，使那里的士族势力也逐渐崛起。诱导西蜀后主刘禅放弃抵抗、投降魏将邓艾的，也有士族势力的身影。诸葛亮的事业并非败于智慧缺陷，而是被死灰复燃的士族复辟势力侵蚀瓦解。

至于孙中山被尊称为“国父”，这一荣誉的源头可追溯到蒋介石在1925年的某个历史时刻。当时，蒋介石在东征途中兴宁城召开追悼孙中山及东征阵亡将士大会时，公开发表演说，尊孙中山为“国父”。这一称呼既亲切又富有人情味，深受民众欢迎。经过多次决议和明令，最终于1940年成为定制。

随着这一称呼的普及，各地党政机关和民众团体在应用中感到困惑，不清楚在哪些场合应如何称呼孙中山。为此，国民发布明令，规定在机关和民众团体应一律改称“国父”，而在党内则可以选择称呼“国父”或总理。这一规定使孙中山“国父”的历史地位得以正式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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