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日本，古时候，它的教育制度是怎么样的

深入研究日本外来文学，特别是其与中国文化的深厚渊源，是一个极富魅力的学术领域。日本的外来文学理论大家叶渭渠先生，为我们揭示了日本吸纳外来文化的四大源泉。这四大源泉，如同四根支柱，支撑起了日本文学的独特面貌。

回溯到奈良与平安时期，我们看到的是日本深受大陆文化，特别是唐朝文化的深刻影响。这一时期的教育制度，几乎是对唐朝制度的复刻。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有众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的，如高明士、王桂等。他们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对日本教育制度的宏观视角，同时也揭示了东亚教育的独特魅力。

尽管对日本教育制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教育上经学与诗学的地位变革方面，研究仍然相对薄弱。特别是在诗学发展的制度依托方面，还存在不小的空白。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入手，诗学在日本的影响，以期补充唐日书籍活动研究的不足。

近三十年来，东亚域外汉籍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不仅有了张伟伯教授的“域外汉诗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还有孙文教授的“《船舶书目》研究”等课题。各大高校也相继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如南京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的“域外汉学研究所”和“域外汉文古文献研究中心”。这些机构和学者们的努力，推动了东亚域外汉籍研究的不断深入。

日本，作为东亚域外研究的重点，与唐朝的交流尤为频繁。虽然从政治、历史、文化、艺术、建筑等方面出发的研究已经络绎不绝，但从汉语诗学教育方面研究唐日汉籍传播影响仍存在一定短板。这种新角度的研究不仅可以揭示唐日汉籍传播的脉络，还可以日本在奈良、平安时期的文化教育发展状况。本题旨在通过汉语诗学在日本的发韧、兴盛及形态，进一步揭示唐日汉籍传播的影响，从而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楼国（即日本）的命名变迁也为我们揭示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深厚历史。从大业三年（607年）的使者朝贡，到《旧唐书》中的《楼国传》与《日本传》，再到咸亨元年（670年）的使者自称“国近日所出”，最终更名为日本，这一变迁不仅反映了日本的文化自信逐渐增强，也体现了中华文化对其深远的影响。这一命名变迁的过程大致在公元645年至670年之间完成。同时期的中日两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频繁交流为两国文化的相互渗透与融合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此背景下，书籍作为文化的载体显得尤为重要。而唐日两国的书籍交流早在唐前就已展开，这一交流的发生原因值得我们去深入。通过对唐前中日书籍传播情况的了解和研究，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理解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和现状。这也将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