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爆发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其思想意识是什么
义和团运动，源自山东和直隶一带的义和拳、民间秘密结社以及练拳习武的组织，也常被称为“庚子事变”，是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一次总爆发。
运动过程充满了波折与斗争。在山东，由于德国在山东的侵略行径，使得山东人民对外国侵略者产生了强烈的反感。早在巨野教案之后，山东的民教矛盾日益加剧。
在山东冠县飞地梨园屯，一场因土地纠纷引发的冲突中，村民与教堂间矛盾激化。梅花拳师赵三多应村民邀请前来援助，并将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随着事态的发展，赵三多等人在冠县飞地蒋家庄竖起了“扶清灭洋”的旗帜，开始了他们的起义行动。这场起义遭到了清军的镇压，失败了。
但义和团的抗争并未就此停歇。在平原县，义和拳首领李长水在得到其他地区的义和拳首领朱红灯的支援后，正式竖起了“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的旗帜。他们在森罗殿战斗中击败了清军，活捉了部分官员。当时的山东巡抚毓贤对民众的反情绪持同情态度，他采取了剿抚兼施的策略，对义和拳有所宽容。由于毓贤的态度遭到外国势力的敌视，他最终被革去职务。但在他离职前，下令镇压了部分义和团首领。
随后，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对义和团持敌对态度，严格限制其活动，并对复起的义和团进行血腥镇压。义和团开始向直隶等地转移，然而清严禁并派出军队镇压。在直隶地区，义和团运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随着义和团的迅猛发展，杀害外国传教士的行为使外国联军感到恐慌。列强开始要求清采取措施消灭义和团。对此，清一面继续发布镇压命令以消除列强派兵的理由，一面调集军队以防不测。在这个过程中，清军与外国联军的关系逐渐紧张。与此同时义和团在北京的活动逐渐增多与外国军队的冲突也在加剧这也促使了清态度的转变对义和团开始采取承认其合法性的措施。
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充满艰辛与斗争的历程它在山东和直隶等地发展壮大最终影响了整个中国的政治格局和历史进程。这场运动展现了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的强烈反感和对民族尊严的坚守也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矛盾的尖锐和复杂。《庚子大事记》解读
论者们普遍认为，某一事件很可能是由于克林德擅自拘捕路过使馆区的义和团员而引发的。这一事件迅速恶化了北京的局势。
当时，以德国公使克林德为首的外国外交人员，在使馆卫队入京后，过于依赖武力解决问题。克林德在发现沙地的义和团练习场所后，毫不犹豫地命令开枪，当场打死二十余人。此后，使馆卫队开展了“猎取拳民行动”，多次主动攻击义和团员，导致局面更加失控。愤怒的义和团在北京各地焚烧教堂和屠杀无辜徒，殃及前门大街外的大栅栏地区，繁华数百年的区域毁于一旦。
主和派官员袁昶指责克林德擅自拿办拳匪，激变局面。而克林德本人则在一次交涉中被神机营章京恩海射杀，酿成著名的“克林德事件”。
局势紧张之际，连续召开的御前会议决定以武力阻止联军进京，并对外宣战。虽然对外宣战的原因众说纷纭，但大多认为慈禧太后的意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尽管主和派大臣反对开战，但在斗争中失势，其中五位大臣在联军逼近北京时先后被杀。清廷通过上�� 宣战。此时距大沽口失陷仅有四天。值得注意的是，清廷的宣战诏书并未具体指明向何国宣战，也未将宣战文告递交外国使节，因此有人认为清廷的宣战只是动员令而已。
从克林德被杀之后，北京的外国使馆成为攻击目标。围攻使馆的动机至今仍是悬案。尽管清军和义和团在实力和人数上有压倒性优势，却始终不能攻下使馆。这背后与决策者慈禧太后有关，她在战争中为自己留有余地，不肯全力进攻使馆。尽管她后来谈到此事时表示原本不想与外国人发生冲突，但始终没有全力阻止围攻使馆的行动。清军多次停止进攻并给使馆送去物资。直到北京被联军攻陷后，才解围。外国联军不顾清的阻拦，正式组建八国联军并向北京进发，这被视为八国联军侵华的标志。但由于义和团的抵抗和沿途的破坏活动，联军在途中遭遇困境并受到攻击。最终在列强的支持下集结兵力进攻大沽口炮台并最终占领天津等地。清军和义和团进行了积极抵抗但最终失败。随着主要将领的态度变化和对义和团的残忍对待导致了力量的削弱最终天津失守联军得以发动总攻取得胜利。经过激烈的战斗，联军在汉奸的引领下成功炸开城墙，攻入天津，天津沦陷。随后，联军设立了“天津都统衙门”，开始对天津进行殖民统治。
在清廷对外宣战之后，部分地方官员对朝廷的对外开战决定持反对态度，他们与外国达成协议，力求维持和平局面。其中，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表现得尤为积极。在买办官僚盛宣怀的策划下，上海道余联沅与各国驻上海领事会商，共同制定了《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这些协议规定上海租界由各国共同保护，而长江各省则由各省督抚保护。随着时间的推移，参与东南互保的清朝地方官员逐渐增多。包括两广总督、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等都对东南互保表示支持。闽浙总督许应骙更是签订了《福建互保协定》，使得实际实行东南互保的省份扩大到东南地区的十余个省份。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东南互保使得东南地区得以免受侵略军的破坏，起到了保护作用。这也使得外国侵略军能够免除后顾之忧，集中力量进攻华北，从而大大增加了华北地区军民反侵略斗争的压力。对此，浙江按察使容铨曾上疏批评东南各省督抚苟且偷安。也有官员指责李鸿章实行东南互保是“纠合十余省督抚，保护外洋商务，使敌国无粮饷匮绝之虞”。
沙俄除了参与八国联军入侵华北外，还单独派兵入侵我国东北。他们在东北地区制造了海兰泡惨案与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屠杀了大批中国平民。面对沙俄的侵略，中国军民奋起抵抗，许多地方人民参加了抗俄组织，坚决抵抗侵略军。
在八国联军受到清军和义和团的重大杀伤后，他们攻占了北仓。李秉衡率军入京勤王，并在与慈禧太后的会面中坚决反对与外国议和。慈禧遂派其率军抵御联军，但在战斗中联军占据优势，李秉衡在通州张家湾自杀殉国。
8月13日，联军进抵北京城下。1900年8月14日凌晨，他们对北京发动总攻，并攻破东直、朝阳、东便、广渠各门进入北京。在联军的进攻下，慈禧带领帝后等部分成员于15日晨出逃。联军继续进攻，于16日攻陷北京。此后，列强成立管理北京委员会对北京进行统治。北京的失陷也标志着义和团运动的失败。
联军攻占北京后，他们的行为极为残忍。不仅对中国的官员进行屠杀，还对百姓实施、凌辱等暴行。据当时的记载，联军士兵对中国人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和凌辱妇女。他们的行为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
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在历史的长河中，古老的胡同与繁华的都市交织出了一幅独特的画卷。胡同西头的宁静被打破，然而东头却成为了人们自由出入的通道，联军统帅在此地承认了他们给这片土地带来的巨大破坏和痛苦。这一切，都源于那段动荡的历史时期。
清廷在与外国势力的交锋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份条约的内容，如同沉重的枷锁，束缚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其中的条款不仅反映了外国列强的贪婪和残忍，也折射出当时中国的软弱和无奈。与此各地人民对于这份条约的愤怒和不满达到了顶点，他们开始自发地组织起来，反抗侵略者和卖国的清。
义和团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他们具有朴素的爱国思想，对外国侵略带来的灾难深恶痛绝。他们表示“最恨和约，误国殃民”，希望能将国家从屈辱的境地中拯救出来。与爱国思想相对应，义和团也存在一些排外的思想与举动，这些行为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需要我们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慈禧太后在逃离时发布上谕，将战争的责任归咎于义和团，并命令各地清军剿灭他们。部分义和团仍然坚持抵抗，他们在各地展开抵抗活动，使得侵略军在华北的许多地区都遭到了当地人民的反抗。
在辛丑条约签订前后，广大人民掀起了反抗浪潮。他们高举“反清灭洋”的大旗，反抗侵略者和卖国的清。他们的斗争不仅是对外国侵略的反抗，也是对于当时的不满和抗议。在这个过程中，许多英雄人物涌现出来，他们带领人民进行斗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思想意识的转变是历史的推动力之一。义和团的爱国思想和排外思想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人们对外国侵略的愤怒和对自身处境的不满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激励着人们去反抗、去斗争，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奋斗。
那段历史是我们民族的一部分，是我们必须铭记和反思的。我们不能忘记过去，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我们也要尊重历史，还原历史的真相，让后人了解我们的历史，了解我们的民族。义和团运动：从仇外到抵抗的复杂演变
在历史的长河中，义和团运动以其独特的面貌和复杂的内涵，成为了无法忽视的一页。这一运动的部分成员，基于对外来事物的不解与排斥，对西方器物进行了大规模的毁坏。如天津地区的一些团员，他们对洋货怀有深深的敌意，无论是洋灯、洋磁杯，还是穿着紧衣窄袖的洋货仿制品，只要带有洋字洋式，都会引起他们的愤怒和破坏。这样的行为，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社会震动，被后世论者批评为封建蒙昧主义的体现。
义和团并非一个整齐划一的组织。在一部分团员激烈排外的另一部分团员则更加理智，他们并没有完全排斥西方器物。一些团员在实战中意识到了洋枪的优点，并开始使用。随着战事的深入，洋枪洋炮也逐渐成为了他们的战斗武器。这种变化在俄国随军记者扬契维茨基的观察中得到了证实。有些义和团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也并不拆毁铁路，他们明白这些现代交通工具的重要性。
义和团运动中的迷信思想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由于构成团员主体的中国农民缺乏先进的思想武器，他们只能以迷信思想来解释外国侵略者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这种迷信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联结了各个义和团组织，使他们在组织松散的状况下仍能坚持斗争。迷信思想也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随着战事的发展，面对先进的武器装备，迷信思想逐渐失去了作用。一些团员曾经的士气衰落，甚至出现了违法乱纪的行为。
义和团运动中的忠君思想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许多群众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有着传统的忠君思想。在义和团运动中，“扶清灭洋”的口号就是一个明显的表现。这种忠君思想使得义和团得到了慈禧的重视，成为了宫廷斗争中的重要力量。但同时也应看到，还有大量义和团组织具有一定独立性，甚至不听朝廷号令。
义和团运动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现象。在这一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仇外与抵抗、迷信与理性、忠君与个人行动自由之间的复杂交织。这一运动的历史，提醒我们必须深入理解历史的复杂性，避免简单化的解读和评判。在那桐、许景澄受命对外交涉的时刻，他们行至丰台，却被团结的民众所阻挡。那桐等人以朝廷之命告知民众，然而义和团的回应却充满了民间信仰的力量：“吾民知有祖师之命，不必问朝廷之命。”这种回应背后，隐藏着义和团坚定的信仰和决心。他们并非不知朝廷的存在，而是更重视他们心中的祖师教诲，这种对信仰的坚守有时甚至让他们公然对抗朝廷官员。
副都统庆恒，这位清军的高官，就在一次与义和团的冲突中被杀。更有甚者，一些义和团组织公然与清决裂，他们在自己的组织中设立帝王、军师、将佐等职位，完全独立于清之外。比如当时城东王习村的一个乡民称帝，设立各种军事职位，虽然最终被防营捕获送到保定，但这已经足以看出义和团的反抗精神。据《定县志》记载，这其中甚至是一个少女被拳民拥戴，借此名义进行反抗。
在义和团运动遭受挫折之后，一些群众开始深刻认识到清廷的虚弱和本质。他们不再对其抱有任何幻想，转而提出新的口号——“扫清灭洋”，这是对清廷无能的反应，也是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呼唤。这些群众开始明白，只有自己的力量，才能真正的抵抗外敌，实现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振兴。他们的这种觉醒和转变，为后来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段历史充满了波折和冲突，但也展现了中国人民的勇气和智慧。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但其精神却激励了更多的人站出来，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而奋斗。这种精神，至今仍然值得我们铭记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