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官员用公款吃喝的现象为什么会一直存在？

很多人对官员的生活和工作都感到好奇，接下来跟随趣怪网一起探索官员的世界。在宋朝时期，地方公务宴饮活动频繁且重要，是政务运作的例行事宜之一。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周敦颐在合州判官任上描述当时政务：“新守将至，各种准备事项繁杂”，而日常的宴饮活动更是频繁琐碎。同样的，杭州的情况也是如此。在任职杭州期间，官员们经常因为公务应酬而感到疲惫不堪，甚至称之为“酒食地狱”。这些宴饮活动频繁且奢华的现象背后也揭示出公务宴饮活动在当时的突出问题和挑战。说到这些公务宴饮，不得不提的就是公使钱。宋朝时期，公使钱主要用于公务招待、配置办公设施等。不同级别的官员都有权使用和支配公使钱，但是公使钱的使用也需要遵守严格的制度和规定。然而尽管有严格的制度规定，地方公务宴饮过度招待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早在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真宗就曾下令限制地方公务宴饮活动，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这是因为宴饮规格直接体现了对招待者的尊重和欢迎程度，也是社交的重要方式之一。因此尽管有制度规范和管理措施，地方公务宴饮的奢费现象仍然屡禁不止。除了制度规范和管理措施外，宋朝社会的奢侈风气也是宴饮活动频繁的原因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宋初的清简宴请风气逐渐改变，宴请活动越来越奢华浪费。针对这种情况，和官员们也在努力寻求改变和应对之策。宋朝时期的公务宴饮活动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问题，需要和官员们共同努力来解决。尽管有制度规范和管理措施，但也需要注重宴饮规格和社交的重要性，同时也需要警惕社会奢侈风气的影响。通过这些努力，才能更好地管理和规范公务宴饮活动，避免过度招待和浪费现象的发生。通过欣赏这篇有趣的历史文章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宋朝时期的公务宴饮文化以及官员们的工作和生活状态。面对地方公务招待的种种现实，神宗皇帝无奈感叹：“馆阁亦一变矣。”在风俗习惯的熏陶下，地方官府不得不随之改变。过于清俭的招待往往会引发诸多不满和非议，甚至激起矛盾冲突。这种现象在地方公务招待中普遍存在，已然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

熙宁年间，新法削减公使钱，苏轼在密州任职时曾发出感慨：“何人劝我此间来，弦管生尘甑有埃。绿蚁濡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言语之间，透露出对于地方招待规格降低的不适。不仅苏轼，许多官员对于招待清俭之事也颇有微词。

早在北宋前期，已有臣僚反映川蜀一带公使钱不足的问题。他们指出，公使钱的短缺导致宴设无法丰足，乐优的演奏也受到影响。废弃公务招待宴设，则违背了天子对地方的恩惠之意。这从侧面反映出世风如此，地方公务招待宴设作为官方日常政务之必须，自然不能过于清俭。

除此之外，地方为开展各类公务活动而举行的宴饮具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僚友于县府食堂宴聚，不仅能正位秩之叙、讲议政事之要，还能通过筵席上的轻松氛围，增进僚友情谊，可谓事半功倍。宋时，地方因政务之需定期或不定期开设的僚友宴聚较为常见，属于国家政务运作中的常例，其间所蕴含的政治功能除了所指之外，还丰富了许多。

地方因需要而开设的各类宴饮活动，除了处理繁杂的公务招待事宜，还具有政治宣传的意图。苏轼曾在奏疏中论及地方宴设之事，认为保证地方宴设质量是稳定官员群体人心之需，关切国家“太平盛世”形象之宣传。地方公务宴的设置不仅是一种公务需求，更是一种政治策略。

除此之外，地方公务宴的设置还是一种安抚手段。沿边州郡公用钱主要用来接待国家使节、犒设将士和蕃部，具有稳定边境治安的独特政治功效。公务宴的设置能够营造所在一方的繁盛景象，稳定人心，安抚民众情绪。

宋朝时期地方公务宴的设置出现了自身存在的必要性与过度招待之间的矛盾现象。这一矛盾并非一朝一夕之间形成，而是成为了宋朝地方公务招待中的常见现象。在保持公务需求的也需要警惕过度招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