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贞观之治系造假 这一时期不如隋代

导读：一个国家实力的强盛与否，不仅在于自身的发展，更在于旁观者的评价。曾经的高昌国王麴文泰便曾公开表示过对初唐国力的质疑。他认为那时的秦陇以北，城邑萧条，与前朝盛世无法相提并论。《新唐书·食货志》却记载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景象。

在贞观四年，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根本性的恢复。米价低廉，社会治安显著改善，商业蓬勃发展。仅用“米斗四五钱”来描绘这一时期的政绩似乎并不全面。《汉书·食货志上》告诉我们，粮价的波动对国家经济有着深远的影响。过低或过高的粮价都可能对国家造成损害。仅凭粮价的低廉并不能完全证明治理的成功，反而可能隐藏着社会危机的种子。

再说，京畿地区绝不可能出现“米斗四五钱”的奇异现象。《新唐书·食货志三》开篇便提到，关中地区虽然沃野千里，但产出的粮食不足以供应京师的消耗。常常依赖东南地区的漕米接济。这些漕米经过水路和陆路的转运，运费占据了货物本身价值的相当一部分。仅仅是从产地到东都洛阳的路程，运价便要占去货物价值的二成。再从洛阳通过车或驮转运到陕西，每斗米又需要额外的运价。即使米是免费的，运费也会使得“米斗四五钱”的说法站不住脚。

事实上，长安的米价一直都很昂贵。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就连当年的大诗人也曾经因为“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而被权臣嘲讽。在贞元年间，关中和三辅地区的米价甚至达到了“斗千钱”的高点。国家的储备粮库——太仓的粮食，也仅能维持天子十日的膳食。曾数次前往东都洛阳就食。

即使在贞元初年，关中地区有过一次谷贱的特例，当时的宰相陆贽建议以平价购买，即便如此，每斗谷子和米的费用仍然相对较高。由此可见，《新唐书》所记载的贞观时期的米价，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这样的数字更像是史官的修饰之辞。那么，初唐时期所展现的天下大同的治世景象，其真实性就值得怀疑了。这背后可能隐藏着更深层的原因和复杂性，值得我们进一步和挖掘。一个国家实力的评价，往往来自于局外人的观察。高昌国的国王麴文泰，这位国际友人，曾对初唐的国力发表过看法。他坦诚地表示，当时的秦、陇之北，城市与乡村的景象萧条，与前朝盛世时的繁荣景象相去甚远。他的这番话，是在贞观四年十二月，他入朝拜见唐朝皇帝时所言。这一年，史臣对其赞不绝口，然而麴文泰的所见却是城市萧条，与《新唐书·食货志》所描述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

大唐帝国在历史上的地位无可争议，但在某些时期，它的实力并未能与前朝相提并论。在李世民去世三年后的某一天，他的儿子高宗询问户部尚书高履行关于人口增长的情况。高履行回答，虽然经过近四十年的休养生息，唐朝的人口仍不足前朝全盛时期的一半。这一数据，让我们对当时的经济和人口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麴文泰与史书的描述之间的对比，以及人口与经济的对比，让我们得以窥见贞观时期的国力。而这一时期的历史记载，如《新唐书·食货志》中所描述的“人行数千里不赍粮”，只能说明商业初步恢复的状况。对于那些赞誉贞观之治为太平盛世的言论，我们需要保持谨慎的态度。毕竟，正如麴文泰所感慨的，现在的状况与前朝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

实际上，贞观之治的辉煌并非凭空创造，而是有其历史参照的。也就是说，“盛世”的描绘并非完全真实。晋人干宝在《晋纪总论》中描述的太康时期的社会现状，与贞观之治被赞美的部分极为相似。这样的太平盛世并没有持续下去，这也提醒我们，对于历史记载中的美好描绘，我们需要以批判的眼光去看待。难怪后来的历史学家在编撰史书时，对干宝的《晋纪》持贬低态度。毕竟，历史的真相远比华丽的辞藻更为复杂和真实。在评价一个时代的国力时，我们需要深入了解其背后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准确地理解一个时代的真正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