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被释放时有多惨 只用一乘轿子两匹马接回

在景泰二年的八月二十三日，瓦剌人护送英宗到达大同城下，他们提出条件，索要赎金后才会释放英宗。守城的郭登坚决闭城不纳，而英宗亲自出面请求，也未能改变他的决心。焦急的袁彬以头撞门大声呼救。广宁伯刘安等人与英宗交涉，然而当瓦剌人看到赎金后，却反悔并带走了英宗。据《家传》记载，郭登曾秘密召集七十名勇士，企图夺回英宗，但最终因消息泄露而失败。

军事上的失利促使双方开始寻求和解。景泰元年三月，大同参将许贵提议与瓦剌讲和，但遭到了于谦的反对。于谦认为瓦剌的真实意图并非真正的和解，而是借此机会要挟明朝。他分析了瓦剌求和的意图和背后的策略，认为这是一个圈套。朝廷内的意见并不统一，吏部尚书王直等人主张接受瓦剌的和解提议，迎回英宗。景泰帝对此持怀疑态度，担心这是一个骗局。也先多次派使者求和，请求送还英宗，但景泰帝始终心存疑虑，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在朝中重臣的反复请求下，景泰帝最终派遣以礼部右侍郎为首的使团出使瓦剌。与此瓦剌的使臣也不断来到明朝，请求迎还英宗。最终，在杨善的巧妙斡旋下，瓦剌同意送还英宗。但整个过程中，景泰帝始终对英宗的回归持谨慎态度，其内心矛盾与盘算被于谦等人察觉并化解。最终，在多方努力下，英宗得以成功返回明朝。

关于迎接英宗的礼仪问题也引发了讨论。这场复杂的外交和军事事件展示了明朝与瓦剌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双方策略的运用。杨善的机智和外交手腕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场事件也凸显了景泰帝的矛盾心理和在决策过程中的挣扎。最终英宗的回归被视为景泰帝坚守与力战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赞扬了杨善的外交能力同时也看到了也先的前后态度变化。至于迎接英宗的礼仪问题则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之一。在朝章礼仪的繁琐与简约之间，明朝的礼部尚书胡与景泰帝进行了一场微妙的较量。胡尚书精心筹划了一套盛大的礼仪，准备上报给景泰帝，意在展现皇家的威严与庄重。景泰帝却作出了出人意料的指示，要以简朴的方式迎接英宗，仅以一舆二马自居庸关迎接至安定门。

给事中刘福觉得这样的礼仪过于简略，然而景泰帝引述了上皇的书信，信中强调迎驾礼仪应当简约。景泰帝遵循先皇的教诲，坚定地说：“朕岂得违之？”一时间，朝野上下鸦雀无声。这时，千户龚遂荣挺身而出，提出迎驾礼仪应当丰厚，并建议主上应避位以示尊敬。这一建议并未得到采纳，反而被景泰帝视为“礼失而求诸野”，并因此将龚遂荣关入监狱。

随着英宗即将归来，朝堂之上再次沸腾。王文大臣的直言不讳，让群臣惊愕。他警告说，瓦剌人可能会借机索取财物或土地。这样的直言无疑打破了朝堂的宁静，让人开始怀疑这次迎驾的真实目的。景泰帝不为所动，坚定地传下旨意，确定了简约的迎接礼仪。

面对这样的决策，人们不禁感叹。迎接英宗的礼仪如此简单，竟然是出自礼部之手，这似乎让人无法接受。但细细想来，这背后或许隐藏着景泰帝深层次的考虑。英宗的归来，不仅仅是明朝君臣的喜悦，更是一次权力的微妙调整。景泰帝选择简朴的礼仪，或许是想在瓦剌人面前展示明朝的谦卑与务实，避免过度的奢华可能带来的不必要的麻烦。

这场礼仪的争议不仅反映了明朝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也展现了不同官员对于礼仪的不同理解。从胡尚书的庄重到龚遂荣的厚礼之议，再到景泰帝的简约决策，背后都是对皇权、传统与现实的深刻思考。明朝的这段历史，如同一幅细腻的画卷，展现着权力、情感与理念的交织与碰撞。